第五代已经用作品回答了他们自己

杨彦琨

沉寂了多年的芦苇最近有点忙，他的《电影编剧的秘密》自出版以来屡屡加印，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而这次来北京，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为了推介自己的新书《白鹿原：芦苇电影剧本》。和王全安的电影相比，这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故事。而最大的差别，则在于按照王全安的构想，白孝文在最后应该变成另一个鹿子霖，而在芦苇的剧本里，他的归宿则是从另一个维度，一步步转化成他那个硬气自负，食古不化的爹白嘉轩。“人没法完全与自己的出身割裂开来，我是这么认为的。”芦苇对我们坚定的说，而在他看来，解决我们这个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也需要走得太快的我们，能停下回回头，望向我们每个人的根本所在……

Q：你当年也做过导演，导过《西夏路迢迢》，后来你把它总结成为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现在的市场环境中，有不少和您一样的从编剧向导演转型的创作者，他们要面临的资本和市场的关系，比你那是面临的还要复杂，还要更为严峻或者说是稀奇古怪。结合你的个人经历，你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芦：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很难一概而论，但是编剧转去做导演确实是天生有优势的，对于故事的结构和内容，他们更有经验，相较于一般导演，编剧至少在故事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对情节和结构，都会比较敏感。也可能在沟通方面，会有一定障碍，但我不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障碍是一定的，也是必然要跨过去的一道门坎儿。

Q：对于想做导演的编剧而言，将纸面上场景转化为荧幕上的画面，是否普遍都会遇到一定的障碍？

芦：我倒觉得最困难的一环不是转换的能力，而是构思的品质，你写一场戏，他的水准和素质是比较难把握的，保持一个能够长久在水准之上的能力，是比较难的。

Q：这种能力的保持在当下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会显得更加困难？

芦：我不认为他比过去更加困难，也不觉得更加容易，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是觉得我们要面对它，我不觉得这件事更容易或者更困难了，我只是觉得更现实了。比如现在大家对商业的热捧，只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创作者要面对的是如何坚持自我的同时，并与时代共存，这是个普遍问题。

Q：你说过你写剧本的方式是缓进速战，做长期的积累，但在执笔的时候会迅速的爆发，但现在有的编剧不太重视积累，他们认为反正投资方一定会有很多想法只要能快速训练自己适应投资方的要求就OK了。对此你怎么看？

芦：那就要看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一种快餐式的创作，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但你要出精品，恐怕这种态度就没法帮助你完成目标，有可能你写了很多作品，到最后再回头一看，都是垃圾。

Q：吴天明逝世的时候你说过：作为一个农耕文化传承的国家，如果没有吴导的话，这个群体在中国银幕上是缺席的。你觉得中国电影是否正处在一个快速崩塌与失范的时代？

芦：没错，中国的电影和现在中国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一样的，都处于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我们进入这个时代，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只属于电影人的问题，也不是个别行业的问题，而是全民问题，现在社会上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都跟价值观的失范有关系。
Q：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个悲观主义者？

芦：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现状，我确实是不满意的，但我觉得我本质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希望我们的人性，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不要像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一样，在我们手里迎来一个毁灭性的结局。

Q：你在不同场合都表述过，曾经与你共创过辉煌的创作者们，如今能做到坚持自我并与时代共存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大多数人只能在两者中择一而从，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

芦：他们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他们的影片和作品早已回答他们自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