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者：英格玛•伯格曼

杨彦琨

在宗教信仰已经不合时宜的当代，许多电影人已经不再去探讨上帝是否存在这一命题，这些注定没有结果的质疑已经在伯格曼时代之后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基督教大国意大利每年仍在生产宗教题材的影片，宗教与电影的终极交锋也早已永久的停留在了寒冷的瑞典。

也许是北欧漫长的冬季让宗教信仰无法狂热，也可能是冷静的瑞典人本身就更崇尚理性，这个和平的国度早早就实现了宗教自由，不过基督教文明多年的文化沉淀使得欧洲民众潜意识里更愿意去相信上帝，并以之为精神寄托。

伯格曼成长于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之中，父亲是位非常保守的路德会教士，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优越的物质条件使他得以接受当时最好的学校教育，可是父 亲过于严厉的家庭教育使得伯格曼的童年十分压抑，他曾因为像尿湿床这样的过错而被锁在黑暗的衣橱中。家庭温暖的缺失导致的痛苦折磨了伯格曼一生。这些沉痛的记忆贯穿于他所有的影片之中，并且在晚年作品《芬尼与亚历山大》中一一重现。

一个宗教家庭的信仰传承往往是强制性的，当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携带精神枷锁出现在年少的伯格曼面前时，那些难以感知的神性与少年叛逆的心性互相抵触，宗教信仰便像无法抗拒的父权一样成了他难以挣脱的束缚与无尽的创作源泉。

三十年代，成年后的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文学和艺术史，到四十年代，不到三十岁的他便开始担任电影导演和编剧的职务并且初具风格，1957年的《第七封印》让伯格曼真正站在了电影大师的高峰之上，这部探讨生与死，罪与罚的影片带有明显的伯格曼式简约影像特征，深沉严肃的基调下展现的是一个充满恐惧的破碎世界。

第七封印的揭开意指圣经中所叙述的世界末日的开始，伯格曼没有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全面否定基督教，而是在一个仍然具有基督意义上的末世里探索，展示死亡降临时不同人的表现，生存的意义，愚昧大众的盲目崇拜以及一个真理追求者的信仰疑问。伯格曼 借剧中角色之口发问：“上帝为什么总藏在半真半假的承诺和从未实现过的奇迹背后呢”。他的崇拜者之一伍迪艾伦这样解释他的矛盾宗教观：他从小生活在宗教家庭，所以他不会简单地对无神论提出质疑，他渴望宗教奇迹的可能性。这种渴望折磨着他的一生。

伯格曼影片的制作人说：“伯格曼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丧失了信念，他是一个探索者，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探索者” 。伯格曼对上帝存在的质疑延续到了后来的“神之沉默三部曲”里，从《犹在镜中》的上帝异化到《冬日之光》的上帝形象虚弱再到《沉默》的上帝消失。与之前《第七封印》的注重渲染外界环境不同，伯格曼开始尝试故事时间较短的室内剧，主题也从探讨生与死转向信仰与人的关系。

《犹在镜中》里，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渴望得到上帝的宠幸，结果发现上帝是个有着冰冷双眼的蜘蛛，并且企图伤害她。儿子伦理道德败坏并且以上帝之名进行自我救 赎，被伯格曼亵渎的上帝便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冬日之光》里，不再虔诚的牧师托马斯面对教徒疑惑的眼光开始退缩，他告诉教徒:“你把你的恐惧交给 我，我还你一个已死的上帝”。柔和的冬日阳光穿过教堂的玻璃融化掉了那个虚构的主。这是部对伯格曼信仰探索历程十分重要的作品，他也坦然承认在创作完这部 作品之后，他才接受自己八岁便失去信仰的事实。三部曲最后一部《沉默》说的是人与人交流的障碍，当互相伤害成为唯一有效的沟通方式时，目睹这一切的神沉默 的遗弃了这个世界。这些对信仰的质疑是伯格曼努力克制的愤怒，也是他缓解痛苦的毒药，最后成了他寻得超脱的解药。
  
在离开电影工作多年以后，伯格曼说他觉得他自己的电影作品令人沮丧，他再也不能够观赏它们。当古稀之年的伯格曼在法罗岛可以淡然的接受记者采访时，伴随他一生的信仰困扰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看起来像一个看透生死的智者一样获得了喜乐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