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王一淳：创作之始得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杨彦琨

“在场”电影沙龙如期迎来第二场。在今年第九届FIRST影展上夺得最佳导演奖的《黑处有什么》第一次在北京与观众见面。影片导演王一淳与著名导演曹保平作为嘉宾，参与了本期沙龙的讨论。《黑处有什么》用一桩颇为夺人眼球的连环强奸杀人案为线索，勾勒了一个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少女时代——其懵懂的自我意识与性观念的觉醒，以及遭受到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等周围环境的压抑与感染。在影片的最后，作为最吸引人关注的连环凶案却并未“真相大白”，以致于不少观众在看完全片之后，也不免心存疑惑。其实，导演王一淳从一开始就并未想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影片的核心指向也并非悬案的告破，而是那个很多答案无从知晓的年代。就这一点而言，披着一层鲜明类型片外衣的《黑处有什么》，更像是一部作者电影。而作为国内将作者式表达融入商业片最为成功的代表导演，曹保平对游走于作者性与类型化之间寻求平衡的难度深有体会，在本期沙龙他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态度。
电影世界：有人说《黑处有什么》是中国版的《杀人回忆》。我作为一个类型片爱好者，在第一次看这个片子是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和专注的，想看看到最后到底给出什么样的结论，结果最后就有点不了了之……但最后防空洞那场戏，我觉得其实拍的特别尖刻，几个男性都围绕在小姑娘旁边，那场戏您想表现什么？

王一淳：其实这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大家现在对自己孩子看的比较紧，周围有什么危险的信号也都比较注意。但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危险的东西那就多了,只不过当时大家的神经都比较大条，都没太把这个当回事，仔细一回忆，简直身边处处是危险，可疑的人太多。我其实想说，我们一路走过来，一路都是惊险，活到现在纯粹是偶然。

电影世界：那曹导第一次看到这个结局，是不是觉得有些意外？

曹保平：也没有意外。其实我一看到那个结尾就知道是她诚心想要的不确定性。我看这个片子最大的感触就是，不论是关于一个少女成长的，还是凶杀案的一个故事。它和简单的一个类型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拍得很暧昧和很模糊。这个东西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她就是想拍出这种暧昧和模糊，是一种审美的需求；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她是无心的。所以我也蛮有心去知道一淳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王一淳：最早就是想拍一个成长的故事，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和学校的一些小冲突，和家庭的一些小冲突。当时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虽然是一个成长片，但是我想拍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坚决不去粉饰那个记忆中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回忆，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粉饰回忆的模式。我想的就是不粉饰，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生活的那个质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就去查了很多当年的资料。越查这个资料，我就越觉得当年肯定不像我们回忆的那样，天更蓝、树更绿、花更红。在这背后其实有很多比现在更残酷的事在发生，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河北聂树斌案，还有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跟这些残酷相比，我们在校园、家庭经历的那些烦恼，其实都是一些小烦恼、小残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小残酷和大家所关注度的那些大残酷产生的土壤是一样的。所以我受到触动之后才想到要把成长的小残酷和时代的大残酷结合着写，寓意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最早这个爸爸是一个老师，也是出于要把这个大残酷加进来的考虑，我把爸爸改成了一个法医，这样他就给小女孩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管中窥豹地看到时代大残酷的一角。所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曹老师的问题，到底重点放在哪里。

电影世界：就是说在创作阶段已经想好这起杀人案是不说明白的。

王一淳：这个是很早就确定的。